约在公元2—3世纪，“家具”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上。《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云：“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家具作为一种人类维持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器具，从古至今无时无刻都在发展演变。
这一庞大的家族支系繁杂，种类繁多，若按制作家具的材料分，可分为木家具、金属家具、软体家具、竹家具、藤家具等等；若按加工工艺分，可分为框式家具、板式家具、组合家具、折叠家具等；若按功能和作用分的话，便可以分为柜类家具、桌类家具、坐具类家具、床类家具和箱、架类家具。
一件家具，隐藏着好些信息，它们本身是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生活方式的缩影，包含和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家具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庞杂，从刚开始只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实用品，再到可以供人欣赏、装点居室的艺术品，家具的制作工艺逐渐成熟和多样。中国古典家具发展演变至今，经历朝代更迭，家具制作技术和装饰工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劳动工具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不同，致使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家具外形各异，形态不一。在中华民族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古人用他们的智慧为我们创造了无数件艺术瑰宝，中国古典家具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强烈的东方神韵，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群星闪烁的历史星空中异常璀璨。
中国古典家具经历了从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的转变，它的变化不断适应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们的生活起居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以“席地而坐”的早期家具发展演变成了“垂足而坐”的晚期家具，床榻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桌、椅、凳之类的高足家具，在这一时期，开明的政策与强盛的国势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外贸易的往来使得家具的制作工艺和装饰工艺不断与许多外来文化艺术相融合，外观及用途变得更加多样化。唐代的家具在制作风格上有很大改变，一改旧时家具的笨拙、古板，取而代之的是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盛唐之风。宋元时期，罗锅枨、步步高赶枨、三弯腿的高新兴家具的出现为明清家具走向顶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能工巧匠的手中，中国古典家具能将实用性与艺术性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明清时代，中国古典家具走向了巅峰时期。在这个时期，家具分宫廷与民间两大体系，民间又有“苏作”、“粤作”、“京作”、“晋作”等流派。以南北为界，南方以“苏作”为代表，采用硬木雕刻，用料以黄花梨木为主，“苏作”家具比例匀称，结构科学合理，榫卯精密细致，其线脚处理得当；北方以“晋作”为代表，晋作家具与其他流派的家具不同，没有作坊，只有一些名匠，若想制作家具时，只需差人去请个有名的匠人上门，根据雇主的喜好所制，所以制作出来的家具很少有重样的。晋作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的一支重要源流，明清时期，山西商人雄踞一方，贸易往来频繁，这便成为晋作家具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太谷曹氏家族是本地的富商，也是当时山西地区的首富。其留下来的“寿”字型宅院造型奇特，气势恢宏，形似城堡，院落结构严谨规范，宅内分布着大小各异的房屋，错落有致。当时雄踞一方的富商已去，独留下这座庞大的城堡式大院，历经四百年的风云变迁，现已成为历史。虽已成为历史，但其为后世留下来的文化价值却无法估量，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也令人心驰神往，人们也惊叹于它昔日辉煌的同时，那些尘封在大院深处的往事也使得这段历史变得更加神秘。
这座“寿”字型宅院名为三多堂，“三多”中的“多”字前已指明，在此不谈。其“三”字倒是有趣，“三”在古代有繁衍，增长之意，先哲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这里的“三”就有此意。“三”字与“多”字结合起来，更有繁荣昌盛、愈多愈好之意。曹家在命名这座宅院时，大抵也有这个意思吧。
曹氏自始祖曹邦彦起经商，到后来生意愈做愈大，刚开始只是在北方一带，后又将商铺设在南方，全国各地皆有其商号。所以乡民们都说“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在这之后，曹家的商号又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曹家还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
曹家作为晋商巨富之一，其宅院中楼阁亭台、绣闼雕甍之华美，高墙楼宇之壮观，稀世珍宝之无数在此不必多说，堂内陈设的各色家具，倒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欣赏。
曹氏三多堂的家具为明清家具，总共400多件，多用红木、乌木、黄花梨木、核桃木等珍贵木材制成，这些家具不论大小，皆是工艺精湛，精美绝伦，有巧夺天工之妙。
三多堂内陈设有许多架子床，每个床架上所刻花纹都没有重样，或两条盘龙，或一只金凤，精雕细刻，活灵活现；在堂内还可以见到许多半圆方桌，这种桌子的桌面只有半个，足也只有一半，倚着墙站着，像是桌子的另一半嵌进墙去似的，这种桌子看起来既新奇又有趣，它在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很好的节省了空间；堂内还陈列这许多漆案和供案，年代久远，却仍保存至今；三多堂的戏台院中有一处私塾，供族中子弟学习功课，除老师教书的方桌外，还排列着一排排学生用的课桌，这种课桌的桌子与椅子相连，是现代课桌的前身；还有许多床榻、桌类家具，不计其数。三多堂的家具数量多，种类杂，因此，其中弥足珍贵的家具甚多。
古人凡事严谨、讲究，事无大小，都有一大堆的说法及来历，甚至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皆多仪考究。在华夏文明伊始之时，古人的“坐”，既是跪，跪是最恭敬最虔诚的“坐”。在那个还没有椅子的时代，人们只需一张席子，跪于其上喝茶、品酒、与客人谈笑，至于穷人家，一概将那席子也免了去。至后世，古人的这种“坐”姿便成了分辨人们身份和性别的一个标志，女性尤深受其害。亚圣孟子曾写休书一封与其妻，孟母闻之问其故，答曰：“踞。”意思是您的儿媳伸腿而坐，不成体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坐姿不雅是极为失礼的表现，夷人之所以被我族排除在外就是因为其坐姿不雅。直至晚清，大臣见皇上都需要“跪见”，这是一种君臣礼节，以体现天子的高贵，若想坐，只得皇上钦赐，皇上如果高兴，赏你一把椅子，若不高兴，你跪倒天亮也未可知。跪坐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跪坐对人都是一种折磨和约束，它不仅使人们的肉体受到严重的伤害，还使生活在专制统治阶级底层的人们饱受精神上的折磨，它更是封建专制对女性身心的一种约束和戕害。
在隋唐五代，外来文化的流入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其身子底下的东西也从一张席子发展成床榻，又从床榻发展成椅子，随之又有了交椅、凳子，人们也从跪坐到盘坐，再到卧，终成坐，也再不追究女子“踞”为不雅了。直至明清，椅子种类更加多样，工艺更加精湛，也更加注重其实用性。
三多堂博物馆陈设着许多明清式的家具，现就一把明代圈椅为典型。这把明代圈椅，由黄花梨木制成。黄花梨木是制造明清家具的首选材料，产自中国海南省，吊罗山尖峰岭低海拔充足的阳光造就了它坚实的木质和极为稳定的木性，四季更迭，寒暑交替，木材不弯曲不开裂，色泽鲜明艳丽，由浅黄到紫赤，直至心材呈红褐色或深褐色，锯开的断面会有香气溢出，沁人心脾，使人上瘾，其纹理生动清晰，一些因为砍伐或者碰撞而生出的木疖平整且不易开裂，会呈现出人们俗称的“鬼脸”，乍一看，皆是些形状奇异的图案，一只赤狐，抑或是一位慈眉善目、须发飘然的老者，凝眸细看时，却有行云流水、飞鸟高山。黄花梨木是木材中的贵族，独特的木性使它备受匠人们的青睐，故明清两代考究的家具都用它来打造。要制作线条圆润的圈椅，柔韧的黄花梨木是首选材料。圈椅，俗谓太师椅，是众多中国古典家具中最具特色的坐具，其椅背搭脑顺着一条柔美的曲线顺势而下形成较细的扶手与鹅脖（扶手下的立枨）相接，鹅脖与后腿之间又装有一根联邦棍承重，联邦棍是鹅脖后面的部件，上接扶手，下连椅盘。椅圈采用独特的三接楔钉榫拼接，方形榫钉插入上下两片榫头中，使椅圈变得牢不可分。搭脑处稍粗，自搭脑向两端逐渐变细，至扶手处为最细。这种椅子的椅背与扶手相连，线条柔美，造型上圆下方，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说法相对应。坐靠上去，这线条将人圈起来，从脊背、两肩到两臂、两肘都两手都得以倚靠和休息，其背板根据人体脊椎骨的“S”形曲线制成。四腿足微向外撇，下舒上敛的结构使其更为稳健，承重能力更强。三多堂的这些圈椅，除却一些典型的圈椅外，还有几把背板高于椅圈的椅子，这种椅子的好处是能让人们的脖颈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明代圈椅，是有很严格的规矩和做法，在明清时期圈椅配一个条几或者方桌，它们的摆法是左面的稍大一点或高一点，右面的稍小一点或低一点，意思是男左女右，体现了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的观点。这些圈椅由经验丰富的匠人经过多道工序制成，如今看起来依然华美无常，究其原因，即是匠人们灵巧的双手、精湛的技艺和对自己职业认真负责的态度。历经百年风霜，亦如老臣，伺候过一代又一代的主子，与这座宅院共同见证四百年的沧桑历史。
古代的椅子明圆清方，明代椅子多古朴大方，注重其实用性，到了清代初期，还继承明代椅子朴素典雅的风格，但经过“康乾盛世”后，满清贵族为追求荣华富贵，在大量兴建皇家花园的同时，也对家具有了一定影响。工匠在造型及外观上极力要求显示朝廷威望，在继承了传统工艺后，又与外来文化艺术相融合，所以，清代椅子不仅品种多样，外观奇特、华美，而且选材也越讲究，做工也更加精密细致。
三多堂现存的一把双鱼如意椅就是典型的清式家具，方方正正，无半点圆润处。这把双鱼如意椅与其他中国古典家具一样采用榫卯结构拼接，相较于明代圈椅只用榫钉榫连接，这把椅子运用了明榫、暗榫、中榫、半榫四种连接的技法组装，明榫是在家具制作好之后表面即可看到榫头，而暗榫的榫头在家具成型后看不出来，中榫与半榫的区别在于榫肩，中榫的榫头两边都有榫肩，而半榫只有一面榫肩。采用这四种技法组装可在家具有损坏处时直接拆卸，再重新组装，简单便宜。椅子结构根据人体身形设计，传承了清代家具的特点，简洁大方又不失美观。虽有如此多值得叫绝的地方，但这把椅子的精彩之处却是其椅背的纹饰。双鱼如意椅的椅背采用镂空工艺雕刻，从某方面来说，镂空有圆正好映射出了曹家的经商之道和为人处世态度，商人在长期经商中形成了“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的管理模式，当年东家将权力下放给掌柜，掌柜便握有一定的决定权，但东家为了防止商号外流，就制定了一种“钦差监察制度”，曹家的商号遍布各地，多且繁杂，为管理自己在外地的商号，精明的曹家商人将自己信任的人派往各地监督，并且利用大的商号来统辖小的商号，这样层层相扣，所有商号之间都有或大或小的联系，如此一来，不但给了众多掌柜足够的管理权力，也将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商号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由此可见曹家商人精明的头脑和圆滑世故的处世态度。曹家能够成为晋商首富，其有效的经营方法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可也少不了商人们的努力，他们常年在外，走南闯北，难免有不如意之事，但他们总是相信家中一些辟邪驱灾之物能够驱逐他们商途中的灾难。所以，无论是从曹宅的建筑还是居室中的物件，到其物件中的纹饰，都有吉祥美好的寓意。这把双鱼如意也不例外。椅子的椅背上雕有一对如意和两条鱼，纹饰皆采用浮雕的方法，“双鱼”为深浮雕，“如意”为浅浮雕，两者相对，使整个纹饰呈现出一种立体的效果，给人以鲜明的真实感。古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自古以来，图腾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无论是人物走兽花鸟鱼虫，还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被赋予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人们将图腾崇拜融入其生产生活中去，小至锅碗瓢盆，大至祭祀礼器。由此，这种赋予着特殊象征意义的图腾便发展成为传统的寓意吉祥的图案，被用于年画、陶瓷、泥塑、石刻、木雕、剪纸等艺术形式中。在中国传统纹饰中，一条鱼象征年年有鱼（余），两条鱼则象征尽善尽美，好事成双；如意的头像一支灵芝也像一朵云彩，人们为它起“如意”之名便是想事事都如自己的心意。曹家虽是晋商首富，但也是凡人，其巨大的家财也不是挥手即来，而是靠家族中一代一代精明的人辛苦打拼得来的，坐在双鱼如意椅上，背靠双鱼、如意，就好比把天下之荣华富贵、顺时吉事都坐稳了一样，这不仅体现出了曹家人对家族更加兴旺、生活更加美好的企盼，也是一种无限的精神追求。
除却一些坐具，三多堂博物馆内还存有一座烟榻，是老爷太太们吃饱喝足之后用来抽大烟休憩的地方。其周围用一圈天然形成的大理石图案装嵌，榻上置一张炕几，豪华气派。榻在明代是用来静思冥想的，但到了19世纪初期，外国商人向中国出口鸦片，一时间，万千国民因这种精神致幻剂而萎靡不振，举国上下都笼在一片迷烟之中，原本酝酿思想精髓的床榻却变成了弥漫着青烟的烟榻。曹家乃钟鸣鼎食之户，家财万贯，买大烟的银子自然是有的。每当饭毕，老爷和太太卧在烟榻上，两腮一收，再一鼓，便吐出一缕烟丝儿来，眼睛微眯，仿若到了那九重天上，曹家也便笼在一片迷烟之中。
屏风，“屏其风也”，是集实用性与欣赏性于一身的中国古典家具，它在室内往往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家具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比其他家具有更为沉静、古朴。屏风最初的作用是挡风，由于古人住的屋子门窗不太严密，且屋子的开放性较强，在室内竖一道屏风，既能为人们挡风，又能隔断出私密空间，还比较安全。早在商周时期，当时被称为“邸”或“扆”的屏风便出现了，“邸”即为天子座后面的屏风，为的是显示天子的九五之尊，而“扆”则是户牖之间的屏风，通常置于王公贵族的家里，是权利以及地位的一种象征。屏风是一种可以依靠、依挡的东西。因为它既实用又美观，所以古人爱用屏风也会用屏风，唐代的杜牧就有一首绝句来吟咏屏风：“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到了明清时期，屏风不仅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家具，更是一种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的装饰品。屏风的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如带“八”字型底座的座屏，是单扇，至少三扇，至多九扇，中间那扇最高，至两边呈阶梯状向下，这种屏风一般用于宫廷，等级较高；可折叠的的曲屏，也叫软屏风、围屏、折屏。它不用底座，这点与硬屏风不同，最少两扇或四扇，最多可达数十扇。用锦交叉连接每扇屏风，这样屏风可以向两个方向折叠360度，使用时方便灵活，用于临时性陈设；插屏一般都是独扇，形体大小各异，区别很大。大者多设在室内当门之处，小的插屏可以陈设在桌案上，用于观赏，也可称为砚屏、台屏或者桌屏；明末开始出现一种挂在墙上作装饰用的屏牌，被称为挂屏，一般成对或成套出现，清朝挂屏多代替画轴在墙壁上悬挂，已完全成为纯装饰性的物件了，其中四扇一组称四扇屏，八扇一组称八扇屏，在皇宫中，到处可见王爷和妃子的屋内有挂屏。
三多堂博物馆存有一座百寿大屏风，这座百寿大屏风弥足珍贵。民国年间，蒋介石来太谷视察时，见当地富豪孙家有这么一座豪华气派的屏风，并用重金买了下来，在1958年，被当地百姓捐给了政府。整座屏风呈五扇式，从中间向左右两边呈阶梯式落下，用十五块核桃木以榫卯拼接而成，纹饰采用圆雕、线雕、浮雕、透雕等手法雕刻。屏风的正面镶嵌五块巨型水银镜，底座敦实厚重。其上镶嵌着九十二块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又用象骨包边，束腰处雕有古玉纹饰，最顶端刻有透雕拐子龙纹，五朵祥云悠然于其上，两条龙分别从云彩两端弹出头来，欲扶摇直上，驰骋万里。底座仿基石所造，坚实稳重，足以支撑这千斤重的屏风，这也无不体现着曹家对后世的教诲：若想青云直上，必先脚踏实地。屏风两侧刻有一对雄狮，呈上下对峙状，上面的雄狮俯首翘尾，怒目圆睁，抓着一条彩带，下面的雄狮抬首弓背，龇牙咧嘴，脚踩一只绣球，两只狮子被手艺精湛的匠人雕刻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唐太宗李世民在贤臣魏征死后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流传至今，后人以此句来警醒自身。镜子作为正衣冠之物，可以使人清楚的认识自己。通过这座百寿大屏风两侧内收，其上的五块巨型水银镜不仅可以看到自己，还可以看到屋内的一切事物，曹家以此告诫后人明镜自勉，端正自身。屏风背部有上下各五十个用不同字体篆刻的“寿”字型图案，这座屏风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些“寿”字圆形方形、篆书楷书皆有，还有将不同字体揉成一字的，一百个寿字均用阴刻手法刻于其上，又以金粉涂之。再向下看，便是三代帝王师祁寯藻摘录古代十七位学者启导告诫后人的真迹文章。曹家除族中人外，还有管家奴仆、伙夫保镖，人丁兴旺，当家人管理家务时注重以德育人，这座百寿大屏风就是很好的体现。曹家把它设在厅堂正中央，使每一个从它身旁走过的人都能被其庄严肃穆且不容亵渎的神态震慑到，其上的名言警句也时时刻刻告诫着后人。
古人的智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能将身边的一切东西变成工艺品。考古学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穿用野兽皮毛制作的衣服来抵御严寒，用十块打磨兽骨使其变成美丽的头饰、项链等装饰物。
三多堂博物馆现存一座螺钿镶嵌贝壳镜，运用螺钿镶嵌技术作为装饰。螺钿就是把鱼骨和贝壳经过多项打磨之后镶嵌在器物上，钿，即为镶嵌之意。螺钿的镶嵌工艺技法丰富，可分为硬钿、软钿与镌钿三大类。硬钿又可分为厚片硬钿、薄片硬钿、衬色甸嵌、硬钿挖嵌。软钿有点螺。"硬螺钿"是选用厚的贝壳片，如将螺贝制成薄如纸，则为"软螺钿"，若将软螺钿的底面衬上各种色彩能产生一种透色效果，就是"衬色甸嵌"。其中最著名的是软钿中的"点螺"，又称"点螺漆"。它产于江苏扬州，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至清初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螺钿镶嵌工艺在最早出现在商朝的漆器上，至唐代发展到成熟阶段，至清代，螺钿工艺发展到鼎盛时期，我国古典家具中运用相当广泛，大至桌椅屏风，小至毛笔盆碟都可运用螺钿工艺来装饰。
三多堂的这座螺钿镶嵌贝壳镜从侧框到旁边的兽头再到底座，通身都有螺钿镶嵌，鱼骨与贝壳本身是乳白色，但通过打磨后在光的折射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放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五彩斑斓。底座嵌有用鱼骨和贝壳打磨好的“福、禄、寿”三星，并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祥物，据民间传说，若看到福星的脸上有红光闪现，则预示着福星高照，若把椂星的脸看成绿色，便会心想事成，把寿星的脸看成黄色，则会延年益寿。曹家作为一代富商，对此更是讲究，商人常年与他人打交道，难免有不顺心之事，因此家中的器物皆有吉祥之意，借此来保佑自己的财运。
苏东坡有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在抒发分别之苦的同时，又以此句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凡世事皆没有周全的。在三多堂内有一张八仙桌，摆在大厅的正中央。乍一看，这张桌子方方正正，其实不然。这张八仙桌长140厘米，宽139厘米，仅这一厘米，这桌子就与“完美二字相差千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万事万物都有缺陷，缺陷也是另一种美。在人的一生中，也不能是事事如意的，总会留下一些遗憾供人们在所剩不多的时光里日日苦想。作为世代经商之族，这张八仙桌也在警示着曹家的男女老少，生意场上不能将好事占全，贪小失大是大忌，人生中也不能纠结于憾事。不完美，亦是完美。
在三多堂内，有许多寓意吉祥的物件，无论是从小小的纹饰，还是从宅院的整，个布局，皆有很讲究的说法和观点，并且每一个说法都能够体现出曹家人对家族兴旺的企盼。但作为经商之人，更看重的是利禄钱财，所以，曹宅中也有许多寓意着财源滚滚的物件。
大铜钱摆件相传是曹家的镇宅之物，虽不是独一无二，但也称得上是稀世珍品了。不仅有招财之意，更起到了消灾化煞的作用。上面的“镇宅之宝”四个大字端庄秀丽，出手不凡，据说是慈禧太后御笔所题，能得到老佛爷的真迹，可见曹氏家族当年的社会关系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曹家自曹三喜以来，家业不断壮大，但最终逃不过衰败的命运。据文字记述：1938年春，日军入侵山西境内，曹氏家族的宅邸也被洗劫一空，狡猾的日本人向三多堂的大小房间泼水，用这种残忍的方法寻找曹家暗藏钱财珍宝的洞穴和地窨。洗劫过程中，日军破坏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瓷器和家什，碎片遍地，响声四起。他们把从三多堂抢劫的财宝用卡车拉了两个月，损失约300万两白银。实际上，日军抢走的远远不止能按白银计数的财宝，还有难以估价的历代名人字画、稀世家具、传家文物、家藏国宝。据民国元年曹家编撰的《黑林存粹集》记载，明代“四王”、唐伯虎、沈周、陈老莲的作品，清代“扬州八怪”作品，和黄慎、黄瘿瓢作品皆被掠去，被抢的还有大量珍贵家具和摆设。曹家称雄商界数百年，到民国时期，财富累积到1200多万白银，这为收藏珍宝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曹家数代皆有喜欢收藏的人，尤其以民国初年三多堂最后两位当家人曹克让和曹石肃为最，两人收藏了大量的古玩和名人字画，最珍贵的是周代英雄壶、汉玺盘以及乾隆皇帝用过的九件玉如意等12件珍宝，但现在仅剩下了一件金火车头钟，陈列在三多堂的珍宝馆内，其余都被日寇掠夺走了。
民间俗语中说：最富富不过三代，可曹家自曹邦彦以来至第十四代为山西富有之族。三多堂内有15座院落，288个房间，大多摆有考究不俗的家具物什。虽留存的珍品少之又少，但就现存的一些家具来说，无不向我们传达出这个庞大的家族的经商、治家、育人之道。支撑这一家族的除了遍布全球的商号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外，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也是重要支柱之一，曹家先人将其融进房椽厅室里，融进瓦楞牌匾里，也融进这桌椅板凳里。它们与这座宅院共同经历了400多年的春秋，身披400多年的风尘，冷眼看着世事瞬变，沧海桑田。
为了恢复曹家大院固有的特色，近几年，三多堂博物馆从民间收购了许多珍品，现有400多件明清家具，2000多件瓷器，还有近代书法大家赵铁山的真迹40余幅。他们陈列在三多堂博物馆内，为被日军洗劫一空的曹氏宅院恢复了一缕生气。
当初曾争芳斗艳，在各个角落媲美，百年之后，虽披埃挂尘，却也美得有韵味。可谁知，最终也没逃过命中劫数。被人像旧木头似得粗鲁的摔来摔去，一脚接一脚的踹。蹭掉了胭脂，断了膀臂，粉身碎骨，最后葬身火海。
这些个家具，像是戏台上的角儿，台上的人物不分生旦净末，唱出朝代更迭，戏中角色无论将相王侯，乡人草民，无论***丫鬟，公子痴汉，描摹的都曾是人物，演绎的也都曾是历史。
曹家作为晋商中的巨富之一，有着独特的经营方法和新颖的管理理念，其自始祖操曹邦彦开始至第十四代依然家财万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但再殷实的家境，也抵不过家族衰败的命运。曹家所谱写的神话永远被定格在了那个辉煌的时代，只留下一座旧宅供人们参观，使人们惊叹，感慨。我们从中能找到当年曹家人在此生活的影子，这里曾时常传出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和嬉戏打闹的声音，时常传出歌颂英雄好汉的棒子戏和落子戏的声音，也时常传出镖师舞刀弄戟的声音，这里曾歌舞升平，宛如盛世，曾炊烟袅袅，也曾彻夜通明，门庭若市。但一场洗劫后，昔日繁华一夜之间化为一堆灰烬，一缕青烟，曹家人对家族兴旺和美好生活的无限企盼也化为泡影，曾经雄踞一方的晋商首富也成为历史。
而历史终归是历史，但先人留下来的思想却比这历史更为长久。
（本文作者申登耀，信院创意写作中心写作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