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6日晚，创意写作教师仲艳婷带领学生在学院影音厅观看了由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陈凯歌执导的经典影片《霸王别姬》。观影结束后，师生围绕影片中程蝶衣的悲剧命运与人格底色展开深入讨论，探讨了角色如何以“不疯魔不成活”的姿态，在时代洪流中化身“真虞姬”的宿命逻辑。

1.从“六指”到“虞姬”：身份的撕裂与重构

影片开场，小豆子被母亲切去畸形六指的镜头成为讨论焦点。学生指出：“这一刀不仅是肉体的切割，更是对性别与身份的强行重塑。母亲的身份（妓女）与暴力手段，暗示了程蝶衣一生被‘他者’定义的命运。”仲艳婷老师补充道：“六指象征‘多余’，切除后的小豆子被迫融入戏班规则，而关师傅那句‘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实则是用暴力和规训‘赏饭吃’——程蝶衣的悲剧，从这一刻已埋下伏笔。”

谈及小豆子因念错《思凡》台词被师兄用烟杆捅嘴的经典场景，有学生感慨：“‘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反复纠错，是程蝶衣对性别认知的最后挣扎。烟杆的暴力让他最终屈服于‘女娇娥’的身份，但也让他的灵魂永远困在虞姬的戏服里。”仲老师由此引申：“戏与人生的界限在程蝶衣身上彻底消融。他成为‘真虞姬’，恰是因为他无法像段小楼那样将戏与现实分离——这种纯粹性既是艺术的神性，也是人一旦陷入某个执念后而无法自拔的魔咒。”

2.外在挑战与内在本质：幻灭中的“自刎”

讨论中，学生们梳理了程蝶衣遭遇的多重压迫：从幼年娈童经历、北洋高官的亵玩，到日寇胁迫、徒弟背叛与“文革”批斗。仲老师指出：“这些看似离散的苦难，实则是层层剥开程蝶衣本质的‘工具’。无论乱世如何更迭，他始终以虞姬的忠贞面对霸王，而段小楼的每一次退缩（如揭发程蝶衣、抛弃菊仙），都在加剧他的这种孤独。”

有学生提出疑问：“程蝶衣与菊仙的自杀，是否都是对段小楼‘霸王’形象的幻灭？”仲老师回复：“是的，但两者的绝望不同。菊仙之死是对世俗爱情的绝望，而程蝶衣自刎前重念‘我本是男儿郎’，是对自我认同的终极追问——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用一生演绎的‘虞姬’只是一场错位的执念。”

3.人性困境：段小楼的“懦弱”与共情

对于段小楼的“背刺”，也在学生中引发争议。有同学认为他是“自私的叛徒”，但也有人提出：“在极端时代，普通人的自保是否可被理解？”仲老师引用陈凯歌对角色塑造的思考：“段小楼的懦弱恰是凡人的真实写照。他爱程蝶衣与菊仙，但更爱自己。这种复杂性让影片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直指人性在生存与理想间的永恒挣扎。”

4.艺术与时代的回响

活动尾声，仲老师分享了陈凯歌在母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对谈片段。她提到，陈凯歌曾回忆初见张国荣时的震撼：“他安静听完故事后说‘我就是程蝶衣’，那一刻人戏合一的宿命感令所有人战栗。”学生们由此感慨，程蝶衣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挽歌，更是传统文化在时代裂变中的缩影。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当艺术沦为权力的附庸，纯粹的灵魂唯有以毁灭完成坚守。

这场观影研讨，不仅让学生领略了《霸王别姬》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更通过解构程蝶衣的“真虞姬”底色，引发对身份认同、艺术纯粹性与人性复杂性的多维思考。仲艳婷老师最后总结道：“好的作品如同镜子，照见时代，也照见我们自己。程蝶衣的‘不疯魔不成活’，或许正是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一种寓言式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