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箕创文学沙龙第二期在箕城书院共享大厅热热闹闹地开聊了，这次沙龙主题是：成长的烦恼。这样的主题吸引了七十余名到场参与，三位作家老师坐在嘉宾席的位置上，他们分别是张东旭、李先锋和白海飞。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同学们和老师们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经验出发，畅谈与青春有关的故事，被谈及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库切的《青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地久天长》葛鲁姆的《阿甘正传》、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从《阿甘正传》谈到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

沙龙一开始，张东旭老师说完开场白后，南嘉凯同学率先发言，他说他看过印象最深的关于青春的故事是《阿甘正传》，这本书在当年的美国极为畅销，后来被拍成同名电影，流传很广。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阿甘的青春和别人很不一样，他先是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成为跑步达人，结识了自己一生的爱人珍妮，上了越南的战场，救了战友的性命，成为英雄。他从阿甘身上看到了一个资质不高的人的成长过程，他目标坚定，心无旁骛，勇往直前，所以才会赢得人生的巧克力。

张东旭老师接着这个话题说，“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阿甘的女友珍妮，她尽管很爱阿甘，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阿甘在一起，她有她自己的青春之路。那是一条与阿甘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在谈论阿甘的故事时，不能忽略珍妮的遭遇。珍妮年轻的时候，正是20世纪的八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文化正盛行，珍妮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才做出很多如今看来离经叛道的事。我们都读过乔布斯的传记，他年轻时就是个嬉皮士。20世纪60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有一批年轻人用自己充满理想的行为对抗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的核心思想是“爱与和平”，但表现出来的却是与摇滚乐、性解放、迷幻剂、流浪等词语脱不开关系。这里向大家推荐一部电影，那就是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伍德斯托克是美国的一个小镇，是摇滚音乐节的发源地，我年轻时看音乐杂志，对这个地方非常向往。有几个美国的青年，突发奇想，在他们的老家伍德斯托克办一场摇滚音乐节，没想到真的搞成了。大概有五十万嬉皮士涌进了这个地方，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这里成了反主流文化的乌托邦。在影片的最后一段，李安刻意展现了当时嬉皮士们的生活，那段的场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看。还有一部电影，叫《逍遥骑士》，我年轻时也很喜欢，就不多讲了。在我看来，嬉皮士运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他们美国那一代人的青春。中国没有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可能我们只有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阿甘代表的是美国的主流文化，珍妮代表非主流文化。”

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鲜血梅花》

白海飞老师谈到他印象中关于青春成长的小说，是作家余华年轻时写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言中，白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小说的故事，一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在父亲的交代下，独自出门远行。一路上，男孩经历了疲惫、无措、殴打、欺骗……故事的最后，他伤痕累累地坐到那辆被洗劫一空的汽车后，把他身下的座椅，当作了远行中唯一的“旅店”，这时候，他明白了父亲让他出门的真正目的。白老师说，故事中的男孩，经历了那次独自出门远行，才真正迈向了成年人世界，这与他内心里那个友好的热情的世界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反差，让男孩开始理解和接受这个不完满的世界。因为他要成长，就要付出代价。借这个小说，白老师向大家提供了他对成长的理解，成长就是不断付出代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似失去了一些什么，但收获的是对世界完整性的理解。真实的世界，有美好，有善良，但也有欺骗，有暴力。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它的全部，实际上是在对抗成长，对抗从“青春”到“成熟”的自然变化。

张东旭老师说，除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还有一篇关于年轻人的小说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带有武侠色彩的《鲜血梅花》。这个故事讲，有一个叫阮海阔的年轻人，他五岁时，作为武林高手的父亲被两名黑道人物杀死了，他没有机会继承父亲的武功，只继承了一把梅花剑。在他像在座的各位这么大的时候，母亲让他背着剑上路，去寻找那两个高手，为父报仇。于是，阮海阔就上路了，仇人在哪里，他不知道，找到后怎么杀死人家，他也不知道，仇人的武功比他高，他面对的很可能就是死亡。整篇小说都在讲这个年轻人在江湖中游走的过程，他很迷茫，只能被宿命般的使命推着走。余华能利用传统的武侠小说讲这么一个主题，我觉得很了不起。

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到王朔的《动物凶猛》

李先锋老师接过话题，他先从一本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谈起。

“我一直对一本德国小说的书名持有怀疑态度，就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读过这本书之后，会发现，维特并不是少年，他爱上的那个女性叫夏洛蒂，马上要结婚了。一个少年爱上一个青年女性当然是可以的，但，按照作品中，维特的社会阶层来看，少年阶段应该还在读书，不会上班。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发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钱春绮译的《青年维特的烦恼》

歌德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5岁，因此，有学者推测，作为作者精神投射的人物形象维特应该是25岁，所以，青年维特的翻译更准确。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几个概念需要厘清，青春、青春期和青年，按照我们国家的年龄划分，青春是18到28岁，青年是18到40岁，11到20岁之间是青春期。青春期是生理阶段，青年是年龄阶段，青春既不是生理状态也不是年龄阶段，更像是一种描述性话语。

因此，很多所谓的青春小说，准确来说，都是青春期的小说。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男主角霍尔顿15岁，还比如中国作家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男主角是一位中学生。

这两个作品有一些共性是 《少年维特之烦恼》所没有的，首先是孩子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矛盾、对立，剑拔弩张，其次是，自我（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

拧巴的是，这些孩子又无一例外地，渴望长大，变成成人，比如，霍尔顿去酒吧买酒的时候就会装作成年人，《动物凶猛》里那群孩子也总是模仿成年人讲话。《动物凶猛》里面有一段写到 高晋 喝醉酒，深更半夜去 找米兰，他只知道米兰住在哪栋楼里，并不知道具体的房间，所以在楼下发疯地喊叫。小说里写道：他在那扇窗户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

我想到了苏童的很多写青春期的小说，《舒家兄弟》，总是写到夜晚发生的事情，夜色，在屋顶里飞来飞去的猫……

在《动物凶猛》里，白天是大人的时间，夜晚才是青春期男孩女孩的时间，他们都喜欢熬夜，在公园里，抽烟，聊天，弹吉他，唱歌……当然，还要有一个异性。

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那群男青年每天晚上都在台北的新公园里聚集。这个小说将青春期和家庭、学校，甚至是社会之间的对立写得更加极致。”

从王朔的小说到王小波的小说

/ 师生讨论 /

张东旭老师讲，王朔被有些喜欢他的人称作大英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王朔的早期作品，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批作品，写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真实的模样。王朔还有一些言论，向社会上那些虚伪的、愚蠢的东西开炮，他撕开了那些崇高的、理想的、集体主义的那些东西的华丽的外衣。张老师也非常喜欢《动物凶猛》这个小说，他还推荐大家去读王朔的其他作品，比如《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是你爸爸》等等。

张老师从王朔聊到另一个作家，那就是王小波，他先提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王二，岁数并不大，就是跟同学们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他的青春是在云南的乡村度过的，因为在那里插队，而插队呢，就是那一代作家经常书写的青春故事，比如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

接下来，张老师重点讲王小波的《地久天长》。他认为，从《地久天长》的故事来看，这似乎是个纯爱小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山楂树之恋》，也是个纯爱小说。当然，纯爱小说似乎已经成了网络小说的一大类型，这里就借用这个概念，特指那种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纯情的，干净的，最后又以某一个主人公的死作为结尾的小说。

《地久天长》好像是王小波的处女作，写得非常浪漫，故事背景依然是20世纪60年代，三个在云南插队的青年人，小王、大许，还有一个叫小红的女孩，他们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走在一起，每天在一起吃饭，放牛，干活，游泳，恶作剧。三个人好成了一个人，形成了一种很奇妙又很美好的三角关系。这不是普通的爱情关系，是三个青年人结成的同盟，抱团取暖，抵御时代的冲击。张老师说，这是他读出来的一层意义。

“想去爬一次泰山，却一直去不成”

同学们踊跃发言，就青春的话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个同学抢过话筒说，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攒钱去泰山，疯狂一下。可是，事情太多了，总是不能成行。真是遗憾，青春就这两年，真应该疯狂一把。

接着，师生们讨论起从太谷到泰山的方案。同时，张老师讲了个故事，他高中时，有两个同学突然失踪了，不知道去了哪里，班主任很着急，联系家长后，到处寻找。三天后，那两个人回来了，原来是去爬泰山了。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整个过程，让他非常羡慕，最佩服的，还是他们的勇气。这两个胆大的同学，确实是生活中的强者，现在他们生活得很好，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张老师认为，年轻人做事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过于瞻前顾后最终只会一事无成。还有，他也告诫同学们，有时成长的过程就是学会放下的过程，你不能什么都想要，你应该找到你最想要的东西，确定目标后，就可以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

“我的青春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李先锋老师说，“同学们感到焦虑很正常，因为现实情况摆在那里，我们不得不会注意到。我年轻的时候，就业环境应该是比现在好一些的，所以压力没那么大。”

白海飞老师说，“我当时学的是土木专业，我很喜欢这个专业，也爱好写诗，一直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临近毕业时，我也感到了焦虑。我解决焦虑的方法是让自己行动起来，你只要动起来了，焦虑感自然就会降低。我面试了几家国企，又参加公务员考试，还来咱们学校面试，没想到都通过了，焦虑感一下子就解决了。最终，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来到咱们学校当了老师，这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吧。我觉得，天天谈论文学和写作，肯定比在机关单位和国企上班好，让我更舒服。”

张东旭老师说，“我上学时从没感受到就业的压力，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那里。我的注意力在哪里呢？一是恋爱，二是文学、电影和摇滚乐等艺术作品，我觉得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两样东西，我都要去尝试。我们只说艺术作品，一上大学，接触到那么多好的小说，好的电影，好的音乐，我感觉好棒，眼睛和耳朵都不够用了，天天沉浸在这些东西里。后来临近毕业了，我想的不是做什么工作，而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我的思路，工作不重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问自己，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肯定是和这些美好的东西朝夕相处的生活，要不然生活就很没意思。我以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工作的好坏。现在我在咱们学校教书，这个工作就很好，因为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写作、文学、电影什么的，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这些话题。我觉得，同学们也应该想想，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才是你的目标，工作并不是你的目标。我们也要警惕那些成功学理论给我们的洗脑，说什么金钱和事业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你信了这些，那么你的生活会变得很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