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下午三点，周铁东老师与创意写作学院的三十名师生在青藤书院以“什么是好故事”为主题开展座谈。整场座谈的氛围轻松中透着职业，师生们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周老师的回答旁征博引，整场对话下来与论者都觉得心满意足，收获颇丰。
周铁东老师是出色的作家、翻译家和电影专家，最被创意协作学院师生们所熟知的作品，正是他翻译的罗伯特·麦基的《故事》，因为创意写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故事写作，由此为出发点，主持人张东旭老师提出了这场座谈会的线索：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算好故事？思维的碰撞由此展开。
文学与电影的碰撞
第一个提问的是负责散文工坊的贾墨冰老师，他分享了近几年的观影体验后总结性的提问：最会讲故事的好莱坞，近年来讲故事的能力好像衰弱了，尤其是最近十年，漫威电影几乎只注重视觉体验而越来越忽视故事本身。而在文学方面，自现代派登场后，似乎也在逐渐远离故事，比如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并不是以讲述情节丰富的故事为目的。作为同时在文学与电影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专家，请问周老师如何看待“故事”这个元素在理论上最需要故事存在的两个领域中日渐稀缺的现状？并且，贾老师很真诚的追问，将来的故事我们要如何讲下去？
作为曾任中国电影进出口（洛杉矶）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的周铁东老师首先谦虚地表示表示文学这部分他与老师们相比算是外行，暂不置喙，但在电影领域方面他还算稍有经验，姑妄言之：首先，好莱坞电影本质上是商业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力，因此贯彻的一定是资本的意志。由此导致的电影形式必然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意义的最大化，特效、视效的泛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无需提供精彩内容而只要有足够刺激的视觉效果就可以斩获丰厚的票房的环境下，必然会导致资本对故事内容的忽视；其次，作为每年700部左右电影年产量的好莱坞，剧本的质量也一定是符合金字塔规律——精品远少于劣品，而每年引进40部的片源数量某种程度上讲也已经到了泥沙俱下的危险边缘，因此所谓的“大片”从剧本质量讲出现一定的问题也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美国立国时间太短，在发达的电影工业下已经穷尽了“故事”尤其是“好故事”，已经讲不出真正的新故事。因为好的新故事，要表达新的思想观念。最后，对于故事的未来在哪，周老师引用《人物》中麦基的一段话解答——
真正的创新是一种“内容”，而不是一个“技巧”——是一件新事，而不是用一个新方法去做一件旧事。在任何媒体或类型中，一个故事必须生成预期，追加赌注，创造令人惊异的结局。这是规定动作。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原创性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它们揭示了过去见所未见的主题，颠覆了公认的智慧，对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进行了重新聚焦。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电影行业与电影创作的碰撞
张东旭老师认同周铁东老师的分享，他也是电影爱好者，上课时为讲清楚什么是好故事，他用电影举例，拿出《战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这两部电影让学生做选择，看哪个电影的故事是好故事。结果，他发现学生们的审美与他的个人审美不同，有的同学就认为《战狼》是个好故事，因为能让他爽。张老师问周老师，好的故事在审美上，有什么标准吗？现在流行的一些电影，它是按照麦基所说的故事结构创作的，但只要符合那个模式的，就是好故事吗？
周铁东老师说，拍电影的人有自己的选择，看电影的人也有自己的选择。大众的审美必然相对“通俗”，以“艺术”的标准来衡量，既不现实，也不道德。而从电影行业全局出发，能够流行的电影，一定是当前意识形态下大家最关切的东西，尽管那不一定是好故事，比方说曾经的“西部片”，就与美国当时的西部大开发与淘金热息息相关，因此到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这个类型的片子从电影意义上就死亡了。后来有包括昆汀塔伦蒂诺在内的一群出色的电影人出于热爱的原因不断尝试复苏这一题材却不能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时代过去就是过去了，不可复得。
周老师接着把电影里的故事分为三类：我们要讲的故事，我们需要讲的故事和我要讲的故事。我们要讲的故事是那些基于情感、伦理、道德和责任，让艺术家们产生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的那些事件和情绪，单纯从故事的角度出发，这样出现好故事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创作者的技术达标，能够最终把这个故事讲圆满，一部好电影就出现了；我们需要讲的故事对创作者意图的尊重就消失了，它们更多的是在命题作文，是权力或者资本根据某些意图而“定制”的作品，但不能说这样的前提就不会出现“好故事”，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作品最初就是出版商的定制品，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杰作，当然，相对来说这样的创作出来的作品平庸之作居多；最后，最不提倡的就是作者出于个人强烈的言说欲而进行的“我要讲的故事”的创作，作家、画家可以依靠一根笔，甚至奉献出个人的幸福进行创作，但电影导演相当于带领一支军队，他们不得不进入“艺术、融资、商业”的三角范式，他需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喜好。电影中好故事的出现，需要电影导演、电影市场与观众都拿出诚意。而“我要将的故事”基本不会尊重市场或者观众，作者会陷入到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绪中。周老师引用崔健创作《蓝色骨头》时所做的发言：是时候表达了。周老师幽默的表示：你的表达谁感兴趣啊？我连我老婆的表达都不想听。当然，最后周老师补充到：所谓的“好”，对观众来说就是喜欢，谁也不能规定什么就该被你喜欢什么就该不被喜欢，各花入各眼，只要一部电影一个故事真正打动了你，对你来说这就是个好电影、好故事。
电影与观众的碰撞
作家程艳萍老师这时提出了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的世界电影重镇——香港电影——衰落与北上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
周老师作为曾经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阐释道：正如刚才一再表述的，电影、电影艺术与电影行业之间是有区别的，从全行业的角度来看，香港电影的衰落是必然的——市场作为终端被好莱坞占领必然导致香港作为生产源头的衰落；而北上是生存的选择——要活下去的从业者们需要一片容身之地。他举例说，当年的美国电影资本在离开纽约之后之所以选择加州好莱坞这个地方，与它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加州南岸地貌复杂，包含了海洋、海岸、沙漠、丛林和山脉，并且一年的日照时长达到了270天，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电影都不需要再进行复杂的布景，而拍摄也不再需要大量的布光，因此电影选择好莱坞其实是一个考虑成本-收益的商业性行为。
但是，周老师说到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下，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在看电影的时候，应该戒除上帝视角，应该把视线聚焦到具体的作品身上。他在做讲座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听众提出“中国电影何去何从”、“世界电影如何发展”之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归我管啊，周老师带点自嘲也带点嘲讽地说，这样的问题与个人一点相关性也没有，换言之其实问者是带着答案在问问题，这并不符合“交流”的前提，回答与否也并无实际影响，无论是对行业还是对问答者都是如此，“这不浪费了我这样的‘大学者’了吗？”
这幽默的表达引发了同学们的大笑。
写好一个好故事
笑声中同学们也加入到老师们的热烈交流中来，作家班的学生于悦向周老师请教，怎么看“写好一个故事和写一个好故事”？
周老师说，我们不缺好故事，我们要做的是讲好一个好故事，这是我们写作的人应该去做的。好莱坞用一个动画电影就把花木兰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功夫是我们的国粹，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把功夫和熊猫组合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向内求索创造的能力。周老师分享了他认为可以讲好一个故事的方法：有故事诚意、有故事前提，再选适合的故事策略。讲到兴起，周老师分享了一个他后来才读懂的一个好故事《桃花源记》。
周老师说，年少他是读不懂《桃花源记》的，也没人教，他现在才发现故事里全是哲思，我们想去桃花源得“便舍船”，选择艺术选择理想，就要有所抛弃。“从口入”后需要承受实现时“初极狭”的痛苦，只有坚持住才能“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桃花源里有大智慧。
张东旭老师补充说，周老师就是“Live and learn”的最好示范。周老师直到仍在持续学习。同学们被周铁东老师的学习精神所震撼。周老师最后分享了他如此积极的学习，是为了身体力行给自己的女儿看，他的女儿也是一个时刻保持学习的人。周老师鼓励同学们，要不断学习。
本次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活动结束后，作家班学生纷纷上前找周铁东老师签字、合影。
